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

2020-06-19 738次浏览 909个评论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系列请见: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一):中共屏蔽国军抗战的史实,蒋介石并无消极应付日军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二):莫用「以党说史」的意识形态偏见,解说二战与抗日战争五、国民政府依蒋方震方略抗击日寇参加二战

其实,意识形态之争最好的方式是公开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现代人已具备坚实的理性,能够识别香花和毒草,能够甄别真与假,主义之争大可不必动武。然而,纳粹德国与前苏联不仅对外诉诸武力,而且对内实行最严格的书报检查,不允许异见,不让你开口讲理,由宣传部统一言论口径,谎言惑众,以求最大限度地凝聚集体意志。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複一万遍便是真理。苏联的宣传则不至重複一万遍,而是灌输一辈子!「党化教育」可以不顾事实,任意造谣,歪曲历史,以维护党的权威和意识形态垄断地位为第一要义。抗战历史和二战真相,因意识形态灌输遭到蒙蔽,在我国就存在许多谬误和盲区。

如抗战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形象就遭到长年歪曲,甚至妖魔化!大陆亿万民众只知钱学森,却少有人知道他的岳父蒋方震,及其《国防论》,更不知其提出的对日抗战「拖」的战略为国民政府採用。不知在蒋介石指挥下,中国军民由东而西且战且退,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决死抗战。

长期以来的宣传都说蒋介石「不抵抗」,「西安事变」共产党「逼蒋抗日」,「平型关大捷」是抗战第一次胜仗,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领导人民打游击赢得八年抗战。国民党则溃逃躲入峨眉山,待共产党消灭鬼子后,才出山来「摘桃子」。

文革八个「样板戏」中《沙家浜》里有一段沙老太太的唱词:「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新四军共产党来把敌抗,东进江南深入敌后,解放集镇与村庄。红旗举处歌声朗,百姓们才见天日光」。

我辈被愚弄,根本就不知道淞沪抗战是国军依照蒋方震方略主动出击,蒋介石嫡系「德械师」全部上,双方出动兵力近百万,国军面对组织训练与装备上佔有的绝对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军舰飞机大炮,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迷梦,虽损失惨重退出上海,但在战略上已是「先胜」,自后由东而西进行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留在上海的「八百壮士」 在团长谢晋元指挥下,还一直坚守四行仓库,表现了国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根本不是中共所诬逢敌即溃,一泻千里。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穿着德式军制和头戴德式M35钢盔的国军德械师士兵。图片来源:wikipedia

在「党化教育」蒙蔽下,我们竟长期不知道规模比「平型关」大千百倍的淞沪抗战,更不知惨烈的首都南京保卫战。记得文革高潮时「忆苦思甜」,讲「不忘阶级苦,牢记民族恨」,提到了抚顺煤矿万人坑,全国报刊却都没有提「南京大屠杀」,不知为什幺?八十年代初才突然冒出「南京大屠杀」,至今炒得更热。

人们不禁要问,同样是首都的法国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时没有大屠杀,南京为什幺出现屠杀事件呢?答案现在一点就破,即当时法国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放弃了抵抗,而南京在蒋介石部署下,进行了惨烈抗击。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幺只讲大屠杀,却不讲南京保卫战呢?这是对抗战历史的明显歪曲,「党化史学」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愚弄老百姓。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在蒋介石统一指挥下,虽不对日公开宣战,却按蒋方震战略有计划地对日军节节抵抗,为阻止沿京汉铁路南下的日军机械化师团,蒋介石还忍痛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用大水成功遏阻南下日军,却使河南百姓遭受了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更大牺牲!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
黄河花园口决堤,导致黄河下游部分地区交通全部中断,阻碍日军推进,同时造成数百万中国居民遭受水灾。图片来源:wikipedia

而这正是执行蒋方震由东而西的抗战战略,以空间换时间,以惨烈牺牲达成了战略目的,是中国人民用牺牲换来的胜利。如果像法国贝当政府那样投降不抵抗,中国也就不会有那幺惨烈的牺牲,但蒋介石不是贝当!

在台湾举行的抗战胜利七十週年大会上,马英九陈述:国军在八年抗战中与日军进行了对抗会战22​​次,重要战斗1千多次​​,小型战斗3万多次,官兵伤亡322万人,其中268位将领。他申辩说:「面对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当年抗战是中华民国主导,抗战胜利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不容任何人篡改和扭曲」。

打仗要死人,战争是残酷的,所以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尽量避免战争,即使不得已参战也要尽量使己方少死人。蒋介石为什幺不惜代价和百姓死伤,选择在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拼死抗击日军呢?这其实也是执行蒋方震方略,因中国虽可拖日本于泥潭,却无力将其毙命,要战胜日本,只能期望东西战争合流。

上海是国际都市,牵涉诸多列强利益,「八一三」蒋介石主动在上海开打,就是希望引发列强干涉。坚守南京则是希望获得苏联援助,当时苏联也受日本直接威胁,希望中国能缠住日本。最高统帅为保国家安全,必须考虑世界风云,所以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外交也很重要,中国古代兵圣孙子道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能不战尽量不战,三十六计走为上,拖也是一种战略,伐谋伐交,以义止战,外交更成为止战和先胜工具。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
,中国空军飞机因受日军攻击意外坠弹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接处的大世界,造成上海平民三千人死伤。图片来源:wikipedia

面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美国人奉行「孤立主义」,英法推行「绥靖政策」,都是为了避免自己流血,这其实无可厚非,谁愿意打仗死人啊。但在道义上对侵略行为仍进行了谴责,美国对日本还实行「禁运」,实行经济制裁,怎幺能说是怂恿侵略呢?正因为美国看重士兵生命,所以拒绝邱吉尔抢先进攻柏林的建议,让苏军攻占柏林,为此苏联多死了50万军人,而美国在整个二战中死亡军人也就50万。

美国为避免自己死人流血,竟出卖中国利益,要求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出兵远东,对日宣战。所以,不要认为苏联打仗多死人多,就是盟军主力、领导,美国雄厚的物质基础才是盟国胜利的保证,美国还首先研製出原子弹,并用之于实战,也是美国建议成立联合国,战后世界格局主要由美国主导。

但苏联也依靠武力,在其占领下的东欧建立了卫星国,并成为二战中唯一扩张了领土的国家,把德国东普鲁士和日本北方四岛纳入版图,侵略扩张实现了其利益最大化。

苏联更在中国摄取了巨大利益,蒋经国去苏联交涉,史达林说:「尼古拉,现在是你来求我,不是我求你什幺,中国若能自己打败日本,我没话说,但你们要靠我们去打,还有什幺好说的?完全是一幅强盗嘴脸。」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在苏联期间的蒋方良与蒋经国。图片来源:wikipedia

「弱国无外交」。在盟国苏、美、英等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弱国统帅蒋介石做得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宋美龄访美开展第一夫人外交,在国会演讲,争取美援,做得非常漂亮。

宋美龄还只身入新疆,说服因苏德战争前期苏溃败而动摇的苏共党员盛世才回归祖国,使新疆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复归版图。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宋陪老蒋与罗斯福、邱吉尔会谈,签署《开罗宣言》,宣布东北、台湾归复中国,并进一步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开创联合国,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那张宋美龄穿插其间的「三巨头」会晤照片,可谓「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标誌,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就此确定,蒋介石作为世界领袖、中国统帅的地位,也获得世界公认。

蒋介石的中国统帅地位不仅得到国际承认,而且当时中共也是承认的,共军改编为蒋的部下,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几百万正规国军是抗日主力,坚持长期抗战拖死日本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战略,重庆政府才是抗战的坚强核心和中流砥柱,这是历史常识。三军不可夺帅!

试问,若蒋介石挺不住或有不测,当时的毛泽东有资格代表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吗?长期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共产党抗日,蒋介石摘桃的愚民宣传,根本经不起历史拷问,是该加以纠正了。

然而现在要讲真话也很难,先前「党化教育」宣传灌输蒋介石「封建买办法西斯」,卖国投降「不抵抗」,十恶不赦是「反动派」,是「人民公敌」,所以共产党才要打倒他这个大坏蛋。

若现在说蒋介石不是「坏蛋」,不是「反动派」, 不是「人民公敌」,不是法西斯,而是「反法西斯」统帅,是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的「三巨头」,「坚持抗战八年久」 ,「拖」垮日本使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那幺,中共当年凭什幺推翻他呢?

如此,中共夺权的理由将完全站不住脚,这将严重「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但长期说假话不说真话也混不下去,林彪说:「枪桿子,笔桿子,干革命靠的是这二桿子」,中共「笔桿子」陈伯达写《人民公敌蒋介石》,当年被吹嘘为「可以当几个师」,现在已一文钱不值。文革前大量发行的「淫秽小说」《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等,对蒋介石极尽造谣污衊之能事,现在再也不可能有市场。

谎言治国难以长久,真相一定会被揭开。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了中共难以应对的难题,在「倒逼」着中共转换话语。意识形态要转型,否则,执政合法性的确会被消解。抗战胜利都七十年了,还有必要摀住历史真相说假话吗?还有可能否认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抗战领导地位,把抗战胜利说成是「毛主席领导」的吗?所以我们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週年,应该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否则很难让人信服。

六,东亚中、苏、日博弈和蒋方震兵略倍受干扰

苏联垮台已二十多年,中国仍坚守苏联模式意识形态话语,确实已经毫无意义,仍就二战为苏联爲史达林贴金,更是愚不可及。

因为俄自己早已公开档案,将史达林在二战中的罪恶公之于世,不光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及「秘密议定书」,瓜分波兰吞併波罗的海三国及比萨拉比亚,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还有「卡廷森林事件」等。苏共政治局开会决定枪毙几万名被俘波兰爱国军官,但当时苏共宣传部却无耻反诬是纳粹德国所为,直到苏联解体,叶尔辛才将档案解密,交给波兰政府。

中国与苏俄、日本之间的关係是错综複杂的,很难简单归结日本是敌苏俄为友,俄国侵略中国历史最悠久,侵占中国领土最多,而没有日本,中国东北或许早已变成「黄俄罗斯」。

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牺牲十万人,才把沙俄赶出满洲,但日本自后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物」。「九一八」后建立伪满洲国,日苏之间就侵略瓜分中国,是既争夺又勾结,既打硬仗又使阴招,中国成了「唐僧肉」,成为战场长久硝烟瀰漫,而日、苏本土则是一派安祥。

中国因虚弱不堪,自清政府以来就玩「以夷制夷」把戏,蒋介石也想利用矛盾联俄製日,加上与欧美列强合纵连横,企图以外交努力迫日本退出中国,却毫无成效。大国博弈讲的是实力,国力不支靠耍嘴皮子全然无用,

1941年避居昆明的「战国策派」知识分子,以「战国时代的重演」,来概括当时国际风云,应当说是恰如其分。意识形态最不靠谱,所谓苏联主持公道,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党解放全人类,完全是欺人之谈。

世界大战充满血腥与罪恶,我们千万不要被意识形态蒙住眼睛,把最狡诈的侵略者苏联当救星,如现今只要日本道歉,道歉了还要反复道歉,却不敢要求侵蚀中国最多的俄国作一声道歉。

「党化史学」歪曲历史,如所谓西安事变共产党「逼蒋抗日」,使蒋介石改变「不抵抗」方针,根本就不靠谱。据已公开的档案,早在西安事变前好几年,蒋介石就因抗日需要,主动与苏联复交寻求奥援,并派邓文仪至苏联见中共代表王明等,提出国共合作抗日。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五间厅——西安事变之时蒋介石所住之处。图片来源:风之清扬

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一切听苏联支配,所以蒋介石知道,只有找史达林才能真正解决中共问题。果然,史达林让王明代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布《八一宣言》,鼓吹团结抗日,而长征路上的毛、周、洛甫等尚一无所知。为抗日蒋不计前嫌再次主动「联俄、容共」,应该说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怎幺能说蒋介石不抗日呢?其实他早就在谋划抗日,而且是全方位全面谋划,并有实际行动。

但蒋介石要抗日并不容易,因为没有多少人听命于他,作为国府委员长,不但共产党反对他,遍布中国的各地军阀如冯玉祥、张学良、盛世才、阎锡山及云贵川各路大小军阀,没有一个承认蒋的中国抗日统帅地位。

就是在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也风起云涌,如李宗仁、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等两广军阀,还有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更是掀起比中共暴动更大的「反蒋」狂澜。

相比而言,流窜西南的中共红军已是强孥之末,蒋「攘外必先安内」,不光是剑指中共,而是放眼全国,要统一全国各路军阀势力,否则,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蒋军追击红军进入云贵川,蒋的眼睛不光是盯着共产党,还有不听命的大小军阀如王家烈之流,趁势进入大西南,为抗日营造大后方。

蒋介石这时已不把流窜中的红军放在眼里,同时史达林也不把中共红军看在眼里。蒋派代表去莫斯科谈判,必然要谈到红军的处置,想不到史达林对早已失联的红军很是不屑,他手中的工具是王明。

而这时蒋更多的精力是用于处置「两广事变」,粤系军阀陈济棠不但勾结江西红军,与红军做钨砂生意,为苏区提供最大财源,还勾结日本,请日本人训练了一支空军,却也和西窜红军一样,打起「北上抗日」旗号,企图联合桂系李宗仁,北伐推翻蒋介石。

但部下空军及军长余汉谋等痛恨日本,实在看不下去,倒戈赶走「南霸天」,归顺了中央。这是蒋「攘外必先安内」的一次大成功,下一步就是进剿陕北的红军了,却突发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不但出乎蒋介石意外,也出乎史达林意外。史达林得知消息马上公开指责张、杨是日本代理人,谋害抗日领袖,并向中共直接下令释放蒋介石。而史达林的态度不仅令中共不解,也让张学良意外,张、杨先是听信中共蛊惑,原想依托苏联建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此刻不啻是冷水浇背!

这时宋美龄托端纳将丈夫的日记送给张学良看,张读后获悉蒋抗日规划,加上同时被捕的蒋方震疏导,使张翻然醒悟,于是不顾一切亲自送蒋回南京。

史达林为什幺放弃意识形态偏见,转而支持「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蒋介石呢?那完全是出于维护苏联自身安全的考虑。因为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对苏联威胁越来越大,日俄是老对手,苏联一手操办的东北抗日联军很快被剿灭,张学良、冯玉祥等既不是日本人对手,能领导中国抗日以阻遏日本进攻苏联的,只有老蒋。

所以史达林支持蒋介石「安内攘外」,事变解决后,史达林立即派王明归国,促成国共合作,鼓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要求中共听命于仇敌蒋介石。对中共来讲,这不啻是惊天之变,却也是命运转折的关键。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面对国家危亡,先前猛烈抨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立即停止了活动,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不愿再以人权与当局叫板」。如蒋方震就自觉放弃反蒋立场,成了蒋介石的战略高参。胡适也放弃不从政的誓言,加入政府当了驻美国大使,为抗日争取外援。蒋廷黻则在1932年中苏复交后出任驻苏联大使,争取苏联抗日。

翁文灏也为国民政府所延揽,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为抗战筹集国防资源。 30年代出现了一股「学者从政」潮,国家危亡之际,知识精英纷纷走出书斋,报效祖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啊,这就是中国士人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海归洋博士,如钱端升、丁文江等,不但不再批蒋介石专制,反而撰文鼓吹「国家能力」,希望蒋集权调动国家一切资源抗日,当然胡适对此是不赞同的。

而中国共产党则趁国难当头,于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在落后农村另立听命于外国的政府。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元货币。图片来源:wikipedia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却不打日本人而打同胞,形同滑稽剧。以「北上抗日」为名的红军长征,其实是西窜逃跑,甚至组织了「西路军」,想进入苏共党员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这难道能说是抗日?西面可没有日本人啊,当时中共的一切举措都是听命于共产国际,并通过牛兰夫妇领取少许卢布。

而苏联自己呢?他们对日本侵略中国是什幺态度?九一八后一个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即向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声明,对中日沖突採取不干涉主义,这是支援中国抗日吗?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不但不抗日,反而对中国政府的抗日方略,产生了严重干扰。

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竟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口号,这些显然都是史达林让干的,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对此是公开批评的,听命的只是王明、博古、洛甫、李特、黄超等留苏布尔什维克,反映了中共还极不成熟。

中共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成了苏联的「别动队」、「带路党」,毛泽东对此是有保留的。 1939年日苏间暴发诺门坎、张鼓峰之战,史达林下令延安组织正规军向东北挺进,这是不顾中共生死形同自杀,毛泽东则阳奉阴违敷衍了事。毛不但敷衍史达林,也敷衍蒋介石,这是中共成熟的表现。

这里我们就撇开意识形态来谈一谈抗日兵略。蒋方震熟读《孙子兵法》,是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毛、蒋也都熟读《孙子兵法》,都是以军事起家,以枪指挥党,而不是靠鼓吹主义起家。

毛泽东年青时上湖南师範,老师中有易培基者,是留日学生,引进「军国民主义」,在学校搞军训,毛是军训队长,易老师并指导毛生精研兵法,为毛打下兵学基础。蒋介石早年也在箭金公学听老师顾清廉解《孙子兵法》,读曾文正公书。毛、蒋早年最崇拜的人都是曾国藩,都熟读《曾胡治兵语录》,后来用之于治军,取得成功。

《孙子兵法》论兵讲国家大战略,以十三篇研讨战略与战术,其总精神可概括为「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也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之下,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胜利。

讲能自保而求全胜,兵不顿而利可全。上兵伐谋,庙算先胜,先立于不败,胜于易胜,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条件下求最优解,以最少的损失获得最大成功。史达林、罗斯福等国际领袖,对此也不陌生。当时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作为大国领袖,都希望别人先打,自已最后出手并笑到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

蒋方震为中国抗日制定了最优战略,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精準地看到了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重演」。如何在世界大战中立于不败,如何执行蒋方震兵略?不但摆在中国最高统帅部蒋介石等人面前,也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智者面前,何去何从,如何选择,对中国的命运关係极大。

蒋介石作为弱国统帅,面对的约束条件和不确定因素最多,要考虑保全中国的万全之策,依靠蒋方震制定了「拖」的大战略,但兵者诡道却不能明讲。如果能拖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开打,显然对中国最为有利。

孙子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对于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日本来讲,侵华讲求兵贵神速,拖不起。兵贵胜、不贵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久拖中国泥潭,怕遭苏联暗算,所以也不敢贸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嗷嗷一片,学生游行爱国没有错,但统帅不能感情冲动,知识精英要深沉体国,胡适就站出来成立「低调俱乐部」,为激昂情绪降温。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北平学生在一二·九当天的游行。图片来源:wikipedia

东北沦陷,如果真能如流亡学生喊的那样,「打回老家去」,当然是好!但问题是打不回去啊!不是蒋介石个人无能,也不是国民党一党无能,而是中国无力!国民政府既没有能力收复东北,只能戒急用忍,忍耐,忍耐,再忍耐,能拖就拖,积极準备,引韬藏略,卧薪尝胆,加紧国防建设,后发製人。

所以蒋介石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希望苏联与日本两个强盗能先打起来,鹬蚌相争,中国得坐收渔翁之利。因为日苏间在中国东北利益交错,都怀抱野心,一时战云瀰漫,短兵相接。

但史达林不儍,利用「别动队」中共怂恿失意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吉鸿昌等反覆小人(1924年直奉战争冯倒戈,召致直系曹琨垮台,1930年中原大战吉倒戈投蒋,召致冯军崩溃。吉后又反蒋秘密加入中共,与冯举抗日大旗,妄图东山再起),毫无把握就发动了「长城抗战」,打又打不赢,却把战火从东北引到华北,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何梅协定」擦屁股擦不乾净,「一二·九」运动继之又起,蒋介石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曾一度下野。

面对汹汹形势,怎幺办?贸然向日本宣战,的确痛快,然有胜利把握吗?史达林就最希望中日大打早打,互相消耗,希望中国共产党员、国民党员统统都给我上,「武装保卫苏联」, 他隔岸观火,打光了他好来收拾残局。但蒋介石还是很清醒,坚持拖的战略,安内攘外,积极準备,并主​​动开展外交争取奥援。

日本有没有灭亡中国的全盘计划呢?现在看来不一定有,从后来日本堕入蒋方震兵略陷阱,被蒋介石从上海由东而西牵着鼻子走来看,日军并没有像纳粹德国「曼·斯坦因」攻法计划、「巴巴罗萨」攻苏计划那样,有详细具体周到的攻华兵略。

北大教授谈终战七十年(三):在「党化教育」蒙蔽下,你听说过黄
巴巴罗萨作战的进展,至9月19日。

所谓「田中奏摺」,虚妄不实,谈不上是兵略,是苏联特工造假惑众。若真要灭亡中国,必须象希特勒那样速战速决,拖入战争泥潭久战不决,则对日本最为不利,「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对此日本人也是清楚的。

日虽恐吓「三个月灭亡中国」,但并没有製定这样的作战计划,更没有用之于实战。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既然没有灭亡中国的计划,则日中双方完全可能暂时避免战争或议和,「先和而造大事」,将生死对决引至最后。

果若如此,则对苏联极为不利,日军可腾出手来北攻苏联,中国则可待日苏俱损俱疲之时,趁势一举收回满蒙台湾,甚至收复清朝瑷珲条约被沙俄侵夺的150万中国领土。所以,苏联极力破坏蒋介石的避战缓战策略,其得心应手的工具就是中共,发动爱国青年学生示威游行,製造各种事端,政府不对日宣战就是卖国贼,而不问打得赢打不赢,不打就不消停,要「武装保卫苏联」。

当时中、日、苏三国和战的交集点在满洲,中国国民政府坚决不承认伪满「独立」,也不承认外蒙独立,日本则把满洲视为生命线,且辛亥革命时孙中山也有许诺。

但日本佔据东北后,还只是成立傀儡政府,没有直接纳入版图。日本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战略计划,对偌大中国,即便全面佔领,也无法统治,日希望压蒋政府承认对满洲的佔领,对日妥协投降。

但蒋介石就是不承认也不妥协,一边拖一边备战,对日方压力很大。蒋方震也公开发表文章,警告日本不要陷入战争泥潭。日本国内也有争论,曾直接参​​与策划「九一八」的日本一流战略家石原莞尔,就不主张再全面侵华,而是适可而止,消化满洲,以此为基地进攻苏联,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却又不便明说的。

「低调俱乐部」的智者胡适甚至建议暂承认伪满,以换取和平,待日后国力强大后,再作计议。总之,中国孱弱,对强敌日本的宣战决战,越是往后拖,越是有利。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报销!」时间是金!中国人难道就等不得几年吗?

大国博弈,各使花招,都希望别人先打,自己后打,后发製人,笑到最后。当时日苏气氛紧张,各自都在磨拳擦掌挖工事,战争一触即发。但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东边是能拖就拖,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对日示弱寻求妥协,尽量避免两面作战。

同时,却耍尽花招离间日中,让日中大打早打,若要对日作战,最好是找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蒋介石,别的人都不配,蒋介石在得不到西方援助的情势下,也想联俄抗日,与苏结盟对付共同的敌人,但想不到日苏只是1939年在满洲边境试探性地打了两仗,很快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你承认外蒙古,我承认满洲国,两个强盗以牺牲中国作利益交换,达成了妥协。

苏联就此避免了东西两面作战,直到日本投降前夜才对日宣战,「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飞机直接开到瀋阳机场,几个飞行员就能招降几个军,连伪满皇帝溥仪也在机场束手就擒,不出一个月就俘虏了80万日本关东军,统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力,还大量掠夺中国财物。

苏联以其不义和狡诈,而奸笑到了最后,日本侵略者失败是罪有应得,中国则空有战胜国之名,实际上遭受了最大牺牲和失败,外蒙古自此永远脱离了中华。